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政府资源配置不均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推进教育公平难在打破思维惯性、传统政绩观和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

 

-推进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提高薄弱地区、薄弱学校的教育质量，根本途径是政府要自觉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推进公平既要坚决，本身也要讲效率，要走阻力最小的道路，要讲究策略和方法。

 

 

-资源配置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也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路径之一，进行资源配置的工作主体是县区，责任主体是省。

 

-在制约权力以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制定公平透明、具操作性的规则与制度，另一方面要像落实八项规定一样抓政策的落实，建立追责机制。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促进公平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何在？推进教育公平究竟难在何处？在当前环境下如何推进教育公平？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记者：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把公平发展与优先发展并提，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尚属首次。您怎样解读其中传递出的信息？

 

朱永新：这几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公平一直是中心内容。其实，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教育规划纲要将“促进公平”作为今后十年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公平是这个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已经奠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教育的表述，开篇就明确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最后又提到“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并具体提到了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营养状况；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这都体现了本届政府对于实现教育公平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愿望。

 

 

朱永新：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的最大成就是解决了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的读书问题，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全面实施了义务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公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近年来，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困难群体倾斜；建立覆盖农村和边远地区学校的远程教育网络……一系列政策又使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步伐。

 

推进教育公平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上好学、上学好。可以说，我国已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但在上好学和上学好问题上，远远没有实现教育公平。这一轮的教育公平推进，主要解决人人都能上好学的问题。

 

 

朱永新：虽然我们在教育公平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走了一条效率优先的道路，教育公平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地方政府热衷追求教育GDP，背后是一种追求效率的冲动，造成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过去我们是一个追赶型的国家，有追赶的心态、办追赶型的教育，在教育公平上是存在历史欠账的，“矫枉必须过正”，我认为甚至可以适当牺牲一些效率来追求公平。

 

因为，教育不公平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部分老百姓对教育的不满、社会对教育的抱怨，很大程度上都是教育不公平造成的。择校、异地高考等焦点问题，背后也是教育公平问题。

 

更重要的是，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应是重新调整社会阶层的有效调节器，教育不公平会导致贫困人群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阶层固化容易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只有使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才能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如今，不仅是教育领域，经济社会各方面都面临着公平问题，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推进公平的时代已经到来。

 

推进教育公平难在打破利益格局

 

 

朱永新：整体上看，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西部教育差距巨大；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校际发展也不平衡。尽管政府有意识地进行均衡资源配置的努力，优质教育资源的逆向流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不同人群受教育的机会有较大差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西部女童、残障孩子的教育保障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

 

另外，在招生考试、就学等问题上还有因权力没有被有效制约而产生的不公平。

 

 

朱永新：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了教育投入的不均衡。

 

当然，政府资源配置不均衡也是原因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教育资源配置不能以市场为主，而应政府与市场配置两条腿走路，以政府为主。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教育上一方面管得太多、太死，应该交给市场的部分没有交给市场；另一方面在自觉发挥资源配置主体作用过程中，又管得不够科学。

 

例如，政府在教育经费配置中，表面上按照生均经费公平配置，但由于过去教育系统专项经费太多，很容易导致“跑部钱进”，名校得到更多资源，不断产生新的不公平。即使政府公平配置资源，但名校基础好、资源足、人脉多，不仅能从政府拿到资金，还能通过市场配置拿到更多资源。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向薄弱学校更加自觉地倾斜。

 

我今年的几个提案，如《关于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提案》、《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提案》，都与政府资源配置有关。

 

 

朱永新：第一，思维惯性的阻碍。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追求效率优先的思路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习惯。教育界普遍存在追求教育GDP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拼命向重点学校投钱，造成了两极分化的教育怪象。

 

第二，从推进工作本身的难易来说，短板的形成是多年积累的结果，要补齐往往需付出更大努力。

 

第三，推进教育公平需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这也许是最根本的难点。其实，教育不公平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有些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原因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比如，一些特大城市的择校问题，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甚至催生了一种社会文化。我曾听到一位父亲说，如果我的孩子进不了好学校，我的脸往哪搁？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决策者对农村教育、薄弱学校的处境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进行改革的紧迫感不足，说白了，是因为政策制定者的孩子往往能上好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推进教育公平不能仅靠教育系统内部，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善。

 

实现公平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

 

 

朱永新：推进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提高薄弱地区、薄弱学校的教育质量。根本途径是政府要自觉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推进公平既要坚决，本身也要讲效率，要走阻力最小的道路，要讲究策略和方法。

 

 

朱永新：首先要明确，资源配置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教师。谁站在讲台上，谁就决定了教育的品质。全国各地近几年推行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有效推进了城乡学校在经费投入、硬件资源配置方面的均衡发展，但是师资却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均衡配置。最关键的问题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教师待遇差距较大，西部和农村留不住优秀教师，“割韭菜”现象严重，不仅“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在东南飞，只要能飞的都飞了。

 

两会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教师向我反映，农村教师的工资太低了。一位特岗教师对我说，他一个月工资只有1400元，这样的待遇怎能留住好教师？政府虽然已出台一系列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的政策，但应进一步加大力度。

 

同时，建议开展校际对口支援，还可以建立“学校共同体”。我还建议组织退休教师到薄弱地区支教。一些退休教师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余热却难以发挥。国家可将此作为一项工程来推动。

 

实行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是当前均衡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城乡交流率均在5%以下,离教育部提出的10%—15%的流动率目标相差甚远。建议建立“县管校用”的义务教育教师管理制度，设立专项经费，建立监督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因地制宜，把好政策落实到位。

 

 

朱永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事实上，“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等工程已经扎实开展，但是应用问题没有解决。

 

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最大的差距是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如果能用“慕课”技术做微型课程，解决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对于提高薄弱地区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技术不仅可以迅速优化城乡资源配置，还可以优化区域、校际的资源配置，甚至影响全球的教育资源布局。这项工作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朱永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鼓励民办学校发展。这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路径之一。

 

可以说，过去很多名校承担了供市场选择的功能，有钱有权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占有了最好的公办教育资源。而真正健康、公平的教育生态应该是：政府一方面充分发挥保公平、保基础的作用，对公办学校进行均衡的资源配置；一方面鼓励与扶持民办学校发展，把市场这一块交给民办学校，把从公办学校挤出去的对教育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群体，释放到民办教育领域。同时，公办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也需要民办教育作为竞争力量存在，还可以采取民办学校托管公办薄弱校的方式，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推进教育公平。

 

 

朱永新：从前我们提推进教育公平，强调县区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公平的当务之急，这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抓手。但同时，省级统筹是基础和前提。县与县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省财政甚至中央财政应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可以说，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工作主体是县区，责任主体是省。

 

要以阳光和制度制约权力

 

 

朱永新：权贵教育问题是一种严重的教育不公平，政府一直高度关注。今年年初，教育部要求19个重点大城市制定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不过，一些老百姓对于就近入学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打了问号。政府若不想失信于民，一方面要制定具体、清晰、可操作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把招生工作置于阳光之下，建立严格的监督与惩罚机制。甚至可以对19个城市的工作进行排查，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像落实八项规定一样抓就近入学，把领导干部的子女入学问题纳入干部考核。

 

不过，就近入学并非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性举措。若教育均衡无法实现，这种规则只能限制最普通的老百姓，有钱人可以通过选择优质学区的学区房实现上好学，最终仍然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所以，就近入学是标，缩小校际差距是本。真正解决择校问题，还得标本兼治，既要狠抓就近入学，同时要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标准，确保全部达标。建议地方政府列出最薄弱学校清单，每年选择10%，列出提升质量的改革方案，并将地方政府提升薄弱校教育质量纳入考核。总之，真正用心用力，一些我们以为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朱永新：无论招生考试制度如何改，高校被赋予多大自主权，公平都不能丢，这是改革的前提。对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人们最担心的就是滋生招生腐败、暗箱操作。要通过规则与制度设计，使关键环节阳光、公开、透明，这是实现公平的最好途径。

 

比如，在录取环节，过去往往是大学招办的少数人负责。学校获得更大招生自主权后，要组成由方方面面代表构成的招生委员会，对人才的选择进行公开讨论与辨析，纪检部门也可以介入。同时，明确招生委员会的权责，建立追责机制，对不公正行为严格处罚。保证改革的公平要靠制度来规范。同时，要注意规则与政策的科学性。例如，一些学校采用的校长推荐制，我认为无法保证教育公平。

 

 

朱永新：异地高考政策开放度不够，是因为决策部门对“家底”不清楚，心中没数。比如，北京在制定异地高考方案时，应将准确的数据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如所有流入北京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年数、班级排名、学习竞争力情况等。如果这些数据是完备的，决策部门就能据此决定闸门到底开多大。

 

因此，应建立国家教育数据库。每个学生的信息都能被清晰、动态地记录。可喜的是，国家已经进行了统一的电子学籍管理，推行一人一号，期待这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需要强调的是，推进异地高考难度较大的根本原因，还是各地教育质量存在差距、高考录取分数不同等不公平因素的存在，因此在进行技术层面政策制定的同时，关键还要提升薄弱地区教育质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也是同样道理。在当前的现实下，这确实是一项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政策。但构建公平健康的教育生态环境才是治本之策。希望有一天，中国教育是一片营养丰富而均衡的土壤，西部、农村的教育土地不再贫瘠，更多老百姓的孩子获取不断深造的机会，不是因为政策倾斜，而是因为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教育公平的普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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