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被生前的追随者称作“国父”。这个称呼当年虽然有争议，但仍能够不胫而走，反映了孙中山在20年代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的一部分。虽然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机会掌握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最高权力，但是，任何试图统一中国的力量，都不能不借重于他的遗产，由此导致的争夺遗产的斗争延续了许多年。
1940年，蒋介石在陪都重庆领导中国政府勉力支撑着抗日战争，为了凝聚战时的人心，也为了显示国民党对国家的重要性，这一年5月29日，国民党人推动政府通过一个决议，将“国父”的称呼颁行全国。消息从重庆传到南京（那里是孙中山的陵寝所在地）之后，日本人支持的汪精卫政府不甘落后，整整一年之后，他们通过了陈公博的一份议案，决议在“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共产党则称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949年之后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每逢“五一”和“十一”悬挂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文革”中改为天天悬挂至今），多数时候，孙中山的画像也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与毛的画像遥遥相对。
中国职业革命家精神的象征
孙中山去世之后，政治家——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多么大的分歧——都言必称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确，在20世纪的中国，孙中山就是革命精神——尤其是职业革命家精神——的象征。
大陆方面和国民党的官方史书都说，孙中山于1895年创建的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照惯例，但凡史书称“第一”的，都值得怀疑并且需要加以考证，但在“第一个革命组织”这件事上，事实是否如官方史书所称，不仅取决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也要看我们怎么理解“革命”二字。
《易经》约成书于3000年前，认为改朝换代不过是天道在政权之中的循环，正如自然界中气候和季节的变化。这就是《易•革•彖辞》中所说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者，言朝代更替犹如季节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此所谓“顺其天”，但是有其道德标准，必须要符合人心即“应乎人”。近代日本以“革命”一词对译英文revolution，虽然英文原意中也用来指称自然界周而复始的现象，比如季节循环和地球公转，但多用于政权更替和社会变迁，尤其指这种变迁发生在短时期之内，而程度剧烈，往往使用暴力。1895年，29岁的孙中山在香港等地策动攻打广州，武装反抗清朝，这是他第一次策划暴力反对现行政权的活动。事情败露之后，他亡命日本，当年的同志后来回忆说，流亡者在船上看到日本报纸说“革命党孙逸仙”如何如何，“革命”二字从此就深深地印到他们脑子里。
在30岁之前，孙中山已经成了一个自觉并且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一生努力唯革命，生前自述自青年时代起即“非革命不足以言欢”。1911年冬，国内盛传他将带军火和大笔捐款回国，他的回答是“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他死前写下的遗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钟情于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的出现，是中国近代一件大事，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在法国革命的史书中才熟悉这等人物。职业革命家是革命的代言人和化身，神经坚强，视杀人流血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候以革命本身作为革命的目的——其中的代表者如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有名言说，“公民们，你们期望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在20世纪的中国，尽管革命的目标多数时候并不清晰，国家的命运却长期掌握在职业革命家手里。这是很多悲剧的根源——当然，孙中山不能对这个局面负责，他只是无数职业革命家中的一个罢了。
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领袖
国父并不都是革命家，甚至并不都热衷政治。美国的华盛顿只任了两任总统，就厌倦了政治；印度国父甘地甚至反对暴力。孙中山的革命家形象比国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但他也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直是“非革命不足以言欢”的。
孙中山1892年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广州当医生。两年后，他28岁，到上海托老乡郑观应疏通关系，帮助他去谒见李鸿章。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信，表达对时事的看法，并有治国方略若干，寄希望于李鸿章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最常见的作法。
但被称许为“中国俾斯麦”的李鸿章最后没有见孙，具体原因不明。孙中山的万言书可能根本没有递交到李鸿章手上——类似情形，门房和幕僚照例是要索贿的，没有证据表明孙中山为此贿赂了李的属下。实际上，即便他行贿，也未必见得到李鸿章。时值中日两国就朝鲜地位问题进行交涉，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对日交涉，可能根本顾不上见孙中山。总之，孙中山情绪低落地回到了广州，万言书最后只能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
中日之间的战争很快爆发了。这场战争是亚洲历史的转折点之一。中国的海军遭到日本舰队重创，一败涂地，最后只能向日本求和。第二年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等地割让给日本，并承担战争赔款白银二亿两。这一战彻底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与此相应的是中国急剧衰落和政治改革情绪的高涨。
中日战事正酣的时候，孙中山离开了中国。他远赴位于太平洋正中的檀香山，着手组建兴中会，从此放弃改良路线，成了职业革命家。
他最后一次和李鸿章发生联系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的时候，他再次谋求与李见面，想劝李策动南方各省独立，自任总统，组织美国式的联邦国家。然而李鸿章既不然是俾斯麦，就更不可能是华盛顿。会面的尝试和1894年一样，再次在流言中不了了之。
作为职业革命家，孙中山的目标有两个，其一是推翻清朝，第二是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和他的同志策划过许多次暗杀和暴动，但几乎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革命生涯中的多数时候，孙中山负责将职业革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不是策划具体的暗杀或暴动。他是领袖人物，有组织才干，擅长写作，演讲富有煽动力。共和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之前，他先后参与组织了兴中会和同盟会，后者整合了许多名噪一时的革命团体和知名革命家，而他被推举为同盟会的总理，成为职业革命家公认的领袖。
1911年的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丹佛——漫长的流亡生涯中的一站，对起义毫不知情。这次起义在南方得到的响应超过预期，最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17个省脱离了北京政府，宣布独立。消息传到海外，孙中山随即动身回国。
这一年年底（12月21日），他回到中国，9天后被选举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生涯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从1895年策动广州暴动到1912年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度过了备尝艰难的17个年头。他经历了逃跑和流亡——很多次，经历了被捕——在英国，一次次放逐于世界各地，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外国。
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革命事业前景黯淡，个人生活——婚姻和财务——也遇到了各种麻烦，但没有资料显示这些动摇过孙中山那职业革命家的坚强神经。他能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可以看成是对他的革命经历的一种回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临时总统职位，但他没有机会将自己的政治蓝图变成现实。北京的清朝政府没有被推翻，实力派袁世凯掌握着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有能力决定中国的走向。孙中山只被看成一个过渡人物。
中国虽然有着全世界最最长的中央集权的历史，但大多数时候，政治统一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倒是更加常见的景象。民国初年，政治对峙的历史重演了。孙中山和南京政府的反应是说服袁世凯逼使清帝退位，加入共和政府，实现南北统一，作为交换，孙中山承诺辞去职位，推举由袁世凯来接任总统。
晚年激烈的政治主张改变革命之路
终其一生，孙中山对政治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态度。1912年在革命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表现出了政治家注重现实的气度和超脱的人格魅力，避免了内战，并且将中国导入了——至少在形式上——宪政共和的轨道。但1913年 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和北京政府的斗争成了他生活的主线。也许是因为混乱的政治局势的刺激，他后来的政治主张越来越趋向激烈。在人生的最后13年中，孙中山的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1913年武装反抗袁世凯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金字塔形的新政党（中华革命党），普通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并且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新的组织原则引起了同盟会老同志的反感和抵制。袁世凯死后，他和北京政府之间没有和解，而是引广州的地方势力为援助，继续与北京进行武装对抗。1917年，他曾将一部分国会议员召集到广州，召开非常国会，3年后，这个国会选举他为非常大总统。这些活动增加了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他的疑虑。人们担心他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对广州国会的法律地位也始终存疑。
二零年代初，孙中山开始考虑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不惜与支持他的广东地方势力陈炯明决裂。陈炯明是老牌的同盟会员，参加过黄花冈起义的革命家，孙中山是应他的邀请才到广州去的，但他不同意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南方实践宪政共和的理念，徐图进取。
广州政府的内部分歧很快演变成武装冲突，孙中山一度不得不离开广州，到上海闭门著书。在上海赋闲的岁月里，苏联政府与他建立了联系。
在流亡年代，孙中山曾经六次环游世界为革命募捐，这证明早在19世纪末，中国国内政治就和全球化的世界形势联系在一起，而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活动与日本紧密相连，晚年的政治活动则和苏联关系密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896年，他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捕获，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发动英国的媒体和政界把他救出来，他从此在欧洲人眼中成了受迫害的中国革命者的象征，但他政治冒险生涯中主要试图依靠的力量却是日本。他有一些忠实的日本朋友，其中有人为他从事危险的情报工作，甚至直接参加他策划的暴动，至少有一个人因此而牺牲。孙中山和日本政界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人们担心这会损害他的爱国形象。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赖以进行革命的力量，包括暗杀团体、秘密会社、地下帮会、外国政府乃至军阀，华侨、职业革命家和青年知识分子是他动员的主要目标。但这些都力量没能够有效地整合中国社会，更不用说统一国家，建立起高效率的中央政府了。最终，他接受了苏联的援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起了黄浦军校和一支意识形态化的军队，确立了“联俄容共”的方针。这些努力最终改变了革命的命运。
1923年，孙中山的支持者打败了陈炯明，他又回到了广州，进行北伐的政治和军事动员。第二年，就在向北方进军前夕，北京的政坛发生了变化。冯玉祥发动兵变，推翻了曹锟总统，并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商议国是。
1925年1月1日——距离他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13年后，孙中山抵达北京。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但北方之行并没有开启一个新时代。孙中山的肝病复发了，三个多月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他的政治梦想过时了吗？
孙中山最重要的遗产除了革命的精神，还有被称作“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主要内容包括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维护中国的国家独立并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他认为共和政治应该以宪法为基础。孙氏的“五权宪法”糅合了欧美的宪政经验和中国的政治传统，认为宪法除了明确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三者的关系，还应该将考试权和监察权一并加以考虑。
他的政治遗嘱中说自己“余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今天中国的年轻如何看待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呢？我手边有一本白色封面的新书，上面用黑色的宋体印着“中国不高兴”五个大字，赞成书中观点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宪政共和的理念过于平淡，技术上烦琐，而且优先顺序不对，不足以支撑他们 “大国崛起”的雄心，平服他们面对“不平等的世界”时心中所生的不忿。
他们大概会觉得，孙中山早已经过时了。
今天中国只是在讨论经济成就的时候才点缀性地提到孙中山。在刚刚把总统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的那段时间里，孙中山的两大革命目标似乎都实现了。他开始考察铁路，研究经济，陆续提出许多豪放的设想。他觉得中国应该修建覆盖全国的铁路和公路网，建造一个可以与纽约港媲美的海港，甚至在长江上建造大坝……在那个时候，这些设想听起来遥不可及，人们称他为“孙大炮”。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仅仅是数十年后，被讥为“大炮”的孙氏设想大多变成了现实。如果不关心人均所获而仅计算GDP一项，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规模的经济体。100年前的革命目标，有一部分毫无疑问实现了。中国实现了政治统一，军事足以自保，最近 30年来的经济成绩也相当可观——这足以激起科幻电影结束时惯有的豪迈情绪，也让人们能顺理成章地忘记孙中山，尤其是他那未能完成的政治梦想。
家有小活宝，大活宝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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