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自《语文港》博客，有删减

    原文：

    杜鹃，敝同乡的魂，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恐怕任何鸟都比不上。
    我们一提起杜鹃，心头眼底便好像有说不尽的诗意。
    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的化身了。有时又被认为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了爱的象征。这爱的象征似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感情。
    而且，这种感情还超越了民族的范围，东方诸国大都受到了感染。例如日本，杜鹃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并不亚于中国。
    然而，这实在是名实不符的一个最大的例证。
    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它的习性专横而残忍。
    杜鹃是不营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到了生殖季节，产卵在莺巢中，让莺替它孵卵哺雏。雏鹃比雏莺大，到将长成时，甚且比母莺还大。鹃雏孵化出来之后，每将莺雏挤出巢外，任它啼饥号寒而死，它自己独霸着母莺的哺育。莺受鹃欺而不自知，辛辛苦苦地哺育着比自己还大的鹃雏；真是一件令人不平、令人流泪的情景。
    想到了这些实际，便觉得杜鹃这种鸟大可以作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然而，杜鹃不能任其咎。杜鹃就只是杜鹃，它并不曾要求人把它认为佳人、志士。
    人的智慧和莺也相差不远，全凭主观意象而不顾实际，这样的例证多的是。
    因此，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数的人面杜鹃被人哺育着。将来会怎样呢？莺虽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人是应该解答而且能够解答的。
                                                             1936年春

    赏析：

    这是一篇简短优美、立意新颖的散文。

    立意就是观点。观点要新，因为新就是创造。新就是讲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讲自己独到的思想，所谓“言他人所未言”。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创新的观点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论题新，所谓“开辟处女地”、“填补空白”，即使你的研究不够深入，但因为是别人滑有研究过的，你的结论便自然有了新意；一是做“翻案文章”，别人说东你说西，别人说是你说非，由于反差强烈，新意立见。郭沫若是诗人，也是学者，学问之道，可说是料熟于心。

    这篇散文即是循着“翻案”的思路而写的“翻案”的思路，今人谓之“逆向思维”，是创造之一法。不过这次“翻案”，不是负面翻正，而是正面翻负，即把正面价值的“爱的象征”的杜鹃鸟逆转成负面价值的“专横而残忍”的形象（或隐喻）。文章先列举杜鹃鸟在文学史上的种种正面形象：望帝的化身，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它不仅灌注着国民的情感，而且走出国界，成为“东方情结”。接着笔锋陡转，出语惊人，指出杜鹃鸟“名实不符”，过去的名声是出于对事实的误解。其根据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即杜鹃欺骗性地独霸莺巢，类似于中国成语中说的“鹊巢鸠占”。这个事实是动物学的发现。翻开《辞海》杜鹃条目，其中赫然写着：“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卵于多种雀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杜鹃鸟的文学象征竟与它的动物习性如此不吻合，“打架”得厉害。

    当然，文学象征是一回事，自然知识是另一回事，它们各有其价值，即人文价值与科学价值。科学讲事实，文学讲虚拟。我们完全不必要去追究“龙的传人”这句话或这个文学意象。龙本身是想象中的动物形象，所谓“九似之象”；“传人”则是后代的意思，龙是华夏族的祖先出于远古的图腾意识。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全是“一派胡言”，但我们至今不定期在唱《龙的传人》这首歌，还在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用科学的动物知识翻文学作品中杜鹃鸟形象的“案”，必定另有理由。这理由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中日关系。

    《杜鹃》这篇散文写于1937年1月。这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蚕食与染指华北地区，其侵华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翻开中日关系史，我们知道日本在唐代曾派遣使者到中国，把中华文化引入日本，作为学习、效仿的楷模。总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日本民族是有“哺育”之“恩”的。但现实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恩将仇报”。因此，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功利与安危出发，郭沫若做了这篇“翻案”文章，隐喻日本侵略者是忘恩负义、“专横而残忍”的杜鹃鸟。

    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还在于我们自身。也就是把中华民族比作“莺”，批评“莺”的不觉醒而自甘奴化，对“人面杜鹃”丧失警惕之心。读来言简意深，回味无穷。